年关马上就要到了，看着村里来来往往的人群。


    小时候过年的画面不停地在眼前浮现。


    可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半身不遂无法行动。


    记得小时候过年，母亲总是念叨：“穷年不能穷节。”


    母亲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还有点穷大方。


    哪怕平日里的日子过得再窘迫，过年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抠抠索索的。


    至少一吊猪肉和几节莲菜是肯定要买的。


    有一年，父亲提议买猪沟尖，理由是瘦肉多点，孩子们喜欢吃。


    母亲却恰恰相反，她瞄准那膘层厚的，几乎全是白花花的大肥肉。


    说道：“这大肥肉煮熟后咱们孩子不偷吃，正好能待客用。”


    最后，父亲不得不服从母亲，从集市上拎回一吊四斤多的大肥肉。


    腊月二十八晚上，趁着我们姊妹仨熟睡，母亲在土炉上蹲上铁锅，开始煮白水猪肉。


    煮到八成熟，放凉，然后让父亲用竹篮吊了起来。


    煮肉汤放置在盆子里备用，每次炒菜就放那么一菜勺，香味大增。


    至于菜嘛，买回家搓洗干净，直接就扔在水瓮里了。


    父亲胆子小，家里的杀生活基本都是母亲干。


    母亲童年时在山上独自放过羊。


    她说：“每次外出放羊时，背上布包里都裹着一把尖刀。因为放羊之地距离村子比较远，万一有小羊跌伤致死，我便就地解决，拿出尖刀卸下羊的四条腿背回家，其余的只能丢弃。”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着一群鸡。


    每逢过年，母亲都要宰杀一只不听话的大公鸡。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母亲：“妈，为啥要杀那只公鸡呀？”


    母亲笑着说：“这只公鸡太调皮，留着过年招待亲戚正好。”


    母亲逮鸡可有技巧了，别人逮鸡吓得鸡四处乱扑腾。


    母亲不，她右手张着一个尿素袋子，左手抓把秕谷。


    诱惑鸡一点点上前靠近，大约鸡头探进了袋子，母亲左手按住鸡屁股往里一援，鸡一声不吭就进去了。


    母亲杀鸡是把好手，在石槽边按住鸡的脖颈，手起刀落。


    滚水拔毛，那动作快得令人瞠目结舌。


    一只成年公鸡，最多也不过三斤来肉，母亲却能把它做出三十斤的效果。


    有一回，大姐忍不住惊叹：“妈，这鸡肉咋能变出这么多？”


    母亲得意地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鸡肉剁成小块，裹上厚厚的面糊，放在油锅里煎炸，一只鸡竟虚虚蓬蓬炸出了一大瓷盆。


    面香沁着肉香，那滋味，伸手从空气里抓一大把，闻闻都觉得幸福的不得了。


    那时候没有大棚蔬菜，全是冬菜干菜。


    白菜萝卜唱主角，加上在热炕上捂的黄绿豆芽，豆腐那会儿唱青衣。


    肉菜是奢侈品，就是那一吊猪肉和那盆鸡块。


    就这，待客时母亲竟然做出了十大盘：酸白菜肉片，虎皮豆腐，鸡块油豆腐，白萝卜蒜菜，大烩菜。


    亲戚们吃得开心，边吃边夸：“这菜做得太好吃了！”


    母亲笑着回道：“好吃就多吃点！”


    母亲真是十八般武艺用尽，摆了满满一大桌，亲戚们吃得嘴角流油。


    身心舒畅，无不啧啧称赞母亲的手艺，母亲的嘴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


    就为了亲戚们的一句赞美，母亲真是倾家所有。


    只可怜了我们兄妹仨，亲戚吃肉，我们连肉汤都没喝着，净吃剩下的酸白菜了。


    小时候，岁月很慢，人心实诚，一家亲戚能走上一天。


    早饭是精心准备的馄饨臊子面，外配六个凉菜，中午大多是凉热八个菜。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是拿出满腔热情，倾尽所有，举全家之力去待客。


    我抱怨着说：“妈，咱们都没吃上啥好的。”


    母亲摸摸我的头说：“等亲戚们走了，剩下的都是咱们的。”


    不像现在，年轻人基本都是敷衍了事，耐不得心烦了。


    手里拎着几个礼品盒，匆匆来，匆匆走。


    甭说吃饭了，就是寒暄几句，都觉得是耽误了时间。


    小时候最热闹的几乎每家都要蒸四到五锅馍。


    那锅，不是一般的铁锅，是大海锅。


    上面至少要叠放五到六个大铁篦子，中间用大草圈隔着。


    每个大铁篦子中间用三个高低一般的馍橛支撑着，馍橛是用桐木棍锯的小木段。


    除了锅底的篦子稍微小点，上面的几个是一般大的，一个篦子能摆放三圈馍，将近30个，一锅能蒸一百多个。


    四锅馍，第一锅是大馍，就是专供走亲戚用的。


    那时候平辈们之间来往多是大馍，只有去看长辈时才去供销社买包点心或是一瓶水果罐头。


    第二锅和第三锅是小圆馍，就是家里平常吃的及待客用的，一般能吃到正月十五。


    第四锅馍是各种形状的小花馍，专门给亲戚回礼用的。


    家里人口多的，一般都是三锅小圆馍。


    一天出四锅馍，最辛苦的是揉面。


    况且过年的馍和平日里不同，为了让馍成型好，出门拿出去有面子。


    母亲把面活得比平日里硬很多。


    大馍是面子工程，母亲要求揉到四遍以上。


    偌大的一块面团，砖头块一般坚硬，母亲用刀切成三份。


    那时候家里厨房根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外面数九寒天，北风嘶吼，厨房里面，却汗流如雨。


    一锅接一锅，要连蒸四锅。


    蒸的日头滚下了山，蒸的月亮轮上了岗。


    蒸的烟筒着了火，蒸的炕席冒了烟，蒸的风箱散了架。


    热馍出锅了，小山一样摆放在席子上，一个个白白胖胖，正咧嘴傻笑，真想狠狠咬它们一口。


    母亲吩咐我拿上小碟子，用火柴棒沾上胭脂红，给每个馍尖点上眉心。


    点了眉心的白馒头，像是唐代画卷里姗姗走下来的仕女，体态丰腴。


    雍容华贵，举手投足间尽是千般娇爱，万般风情。我如醉如痴地看着她们。


    内心的幸福指数噌噌噌往上窜，觉得所有的辛苦劳累都是值得的。


    如今过年，物质丰盈，父亲却不在了，母亲再也不能替我们在厨房里忙活了，什么都得自己来，可是我们都不会做，只能卖了。


    好在只要口袋里有银子，几乎什么都唾手可得。


    躺在沙发上，手指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所需所用都向你狂奔而来。


    人是轻省了不少，但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