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用儒....他们的区别有很多啊，主要大概是在道家主张无为，而儒家主变.道是众人之学，儒是贵族学术.道讲出世，儒讲入世.道讲无名而儒重名等等....
儒家和道家的区别
儒家承先启后，道家具革命性格
先就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来谈。[..info超多好看小说]
儒家的“儒”，是古代的一种行业，也就是说，古代有一群叫做“儒”的人。由此可知，儒家有其一定的传统，展现承先启后的立场。道家则具有革命性，因为它用“道”取代“天”，把“道”推到最高的位置。
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从这种对于本体的解说中，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立场（如唯心论或唯物论、一元论或多元论等等）。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因此《诗经·大雅》中有所谓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然而，道家显然是把“道”当做宇宙的最后根源，就此而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
春秋时代许多人批评“天”，但是越批评，越反映出“天”原本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否则根本不值得批评。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道家出现之后，以“道”代替“天”，而“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譬如，老子一方面说“天长地久”（《老子》第七章），但同时也承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以及“天地尚不能久”（《老子》第二十三章），狂风不会吹一整个早上，暴雨也不会下一整天，即使天地的作为也未必持久。这说明了自然界有它本身的限制，无法作为至高的存在。
在今日学习道家，正好可以对应现代人的心理需要。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我们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然而，如果只靠儒家，有时又会显得伸展不开。举例来说，我们有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太过紧绷，好像无法摆脱这个时代的一般趋势。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不难发现这个时代并不可爱。对这个世界有所不满，一方面反映个人本身具有理想性，另一方面则印证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因此有必要去启发与提升自己的心灵。
儒家是不分老少，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学习的，道家则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只适合成熟的心灵，并且需要自己亲身去体会，无法只靠别人的教导来觉悟。一个人如果能够体会道家的境界，就可以变得和老庄一样，一起品味他们的快乐。如果体会不到，也只能安于做一个平凡人了。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他所持的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认为世间所谓的美或善都是相对的。例如国际间选美比赛的第一名，往往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审美观，这就说明美是相对的。当所有人都认为具备某种条件才算是“美”时，所谓的“不美”就出现了。如果台湾地区没有选美活动，大家可能生活得比较愉快，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总有一点值得欣赏的地方。一旦有了选美比赛，就开始人人自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标准。“善”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捐了100万元给孤儿院，大家就说他是善人，那么似乎没有100万元的人就无法成为善人了。如此一来，善岂不是与这些人隔绝了？老子的相对价值观，意在设法化解各种不必要的执著。
儒家以人为本位，道家超越人类本位
道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是一个乱世，兵荒马乱，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的人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天下如此纷乱，如何才能化解？”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但是道家认为这种方式，就像五十步笑百步，未必有效。道家认为，在乱世里没有人可以幸免，想活下去，必须改变思维模式。
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要从人的角度来设想，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然而，以政治或教育的手段来改革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新一代不断出生，当旧的问题获得改善，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永无止期。并且，由少数人努力去帮助多数人，效果必然有限。譬如，儒家强调教育必须普及，让每个人都接受适当与良好的教育，而这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儒家思想推行到最后，常会让大家感到很沉重、很疲乏。就算把这一代改革好了，也不知道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
道家看透这一点，他们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人的问题，最后必定徒劳无功，不如换一个角度，那就是——超越人类本位。而要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造作越多，麻烦也越多。所谓“法令滋，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设计的法规越多，就有越多人会违法；相反，如果不订法令，自然没有所谓违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过得更自在。这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订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
有些人以为庄子的主张是一种“植物人主义”，这其实是误解。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当人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道家是中国极为珍贵的精神资产，他们的思想带给人类不少启发。举例来说，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环保，而因为老子所推崇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许多人就喜欢用他的思想来谈论环保。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第一，只要环保对人类有益，那么借用老子的思想来鼓励环保，对老子而言应该也是何乐不为的事情。第二，老子本身所处的时代，问题不在环保，而在人间秩序瓦解，百姓无以维生，所以老子希望大家自我约束，学习简朴的生活。第三，老子主张不争、无为、顺其自然，让一切都保持“自己如此”的状态，而不用刻意去考虑任何人为的措施，连对环保也不例外。
我在探讨“神话与悲剧”时曾说过，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但是人类出现之后开始带来灾难。因为人类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改变自然界，改造到最后，自然界就开始反扑。老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以人为本位，就会用人的聪明与能力去设法改造自然界，这就是人为的造作。一旦出现太多的造作，原本自然的会变成不自然，最后将出现灾难。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人类本位的想法，才能真正化解世间的问题。
首先，就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而言。自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凸现了科学与玄学（哲学）的划界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现代新儒家中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来看，要发展科学和哲学，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划界，区分两者各自的对象，确定两者不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熊十力对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是对“科玄论战”的总结。此后，冯友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际与实际的理论，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贺麟提出了哲学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价值问题的主张，从而在科学研究自然、哲学研究人生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哲学所应采取的文化——历史方法，使现代新儒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
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中，道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像一些学人认为的那样，文化思想也有刚柔之分、显隐之别，那么，相比之下，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精神表现得比较突出，道家则偏重于柔顺、无为、退守、潜隐的精神。人们常说，秦汉之后无”纯儒”，同样也可以说，秦汉之后无”纯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他们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和赖以互补的两个方面。在此意义上来说，儒道本是一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他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即便是在儒学一统天下的时期，道家思想也并没有泯灭，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儒学、佛学之中，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这正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潜隐特点。
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
从历史渊源来看，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逐渐解体，我国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一部分奴隶主贵族逐渐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成为贫民或者奴隶。其中一部分人结草为庐，结伴而耕，避世隐居。《论语》中把他们叫做”逸民”或”隐者”。这些人对弱肉强食、离乱痛苦的现实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样，他们痛斥”天下无道”！在这同一个时代，儒家和道家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他与那些逸民、隐者的区别就在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一向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但实际上不管天下”有道”还是”无道”，他似乎没有一点退隐的意思。为了改变这个”无道”的世界，尽管他四处碰壁，却百折不挠，骨子里还是那股劲：”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此方面，孟子比孔子毫不逊色。在他看来，无论得志还是不得志，无论困厄时还是显达时，都不应该绝人逃世；主张用自己的方法来”平治天下”，实现其”王道”理想；并且扬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更无退隐之意。
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自然中寻找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本人就是一个”隐君子”，相传他在周朝做过藏书管理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来他退隐了，写下《老子》一书。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的管理员，辞职后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宁肯隐居陋巷，借米充饥，自编草鞋，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愿应楚威王高薪聘请而赴楚相之位。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少私寡欲、贵柔守雌的思想，到庄子的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无不说明道家与儒家的不同之处。道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固执地守护着人的精神的尊严，辛勤地开垦着人的精神的荒漠，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老子和庄子都是隐士，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隐者。他们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道家在韩非子的显学排行榜上名落孙山。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大批隐者的现实生活，以及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隐者生活的亲身体验，正是道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孔子和孟子则远离隐者的生活体验，因而，他们的思想历程必定不同于老子和庄子。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总结了先秦各学派思想，他在《解蔽》中谈到庄子时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只重视代表自然的”天”，因此而忽视了”人”，即用自然掩盖了人。荀子进一步指出，像庄子这样来理解”道”，那只能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因循依顺。其实荀子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恰恰是，庄子沿着老子”道法自然”的思路，对人的精神自由作了有益的探索，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怎么能说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呢一、韩非子用人思想要述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崛起的法家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身处古代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巨变之中，这位极具时代使命感的哲人以其审视的目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为当时的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献上了一份精湛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其中的控制论思想尤其展示了这位先哲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睿智与深刻。今天，认真研究韩非子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时代不同、对象各异，但仍有其借鉴价值。
（一）“循名责实”―实施控制的基本过程杨欣在她的文章’韩非子的人才观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中是这样论述“循名责实”的：首先也是指出何谓“名”与“实”。具体来讲，就是要依下属的职务去追究其应有的功效、实绩；以下属的言论去衡量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与其“言”相一致。根据名和事实是否相符合来确定是非，凭借对事实的检验来审察言论，这正是韩非实施考核的原则。他历来主张“：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六反》）听取下属的言论而要求它与事实相符，任用下属工作而责求检验他的功效。
而周碧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刍议”一文中这样分析：“形名术”，就是“循名而责实”，也就是按照官职名分来追究他的实绩，用下属的言论去衡量其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在领导者周围的人员往往很复杂，有真才实学、富有才干的能人，有阿谀奉承、平庸无能之辈，还会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如何从这些人中去识别雄才、真才和蠢才？这就需要形名术。应该说，法家的形名术是一种控制术，其目的是发现和纠正用人不当的管理行为，以保证各管理环节都能在法制的约束下正常、高效的运转。
本文作者认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已经找不到“循名责实”的概念，但工作考核的要求则早已牢牢扎根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之中。今天，工作考核的对象虽然已从韩非时代主要针对各级管理人员“（吏”）扩展到了全体职工，考核的时间也由随机演变成为定期，考核的内容亦在不断发展、变化，考核的手段也在不断革新、完善，但是，工作考核的实质却始终没有变。它所发挥的“择优选能”、“奖勤罚懒”的激励效用将会在当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一职一官，一官一职”
李保丽在“韩非的管理思想及其启示”中关于此思想论述如下：韩非说“：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扬权》）意思是说，君主与臣子从事工作的内容不同，原则不同，臣子向君陈述主张，君以此检验臣下的事功，如果这二者结合得好，上下就协调了，就会有较高的管理效能。因此，他反对“事必躬亲”式的领导方式，要求君主“持其大纲、疏其节目”，主张“威不二措，制不二门”，《（有度》“）使事不相干”，“使人不兼官。”《（以用人》）这就指出了君主权威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官吏明确的分工和独立的职责范围，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减少管理中内耗，避免人事公务上无谓的扯皮现象，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级官吏的专技特长，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陈耀林在“韩非用人思想初探”中则论述如下：专职专责。专职专任，不兼官兼事，是韩非有关用人的理想境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韩非主张一人一职。他说“：人臣之忧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在《外储说右下》中他比喻说“：令王良、造父共车，人操一边辔而入门闾，驾必败而道不至也。令田连、成窍共琴，人抚一弦而挥，则音必败曲不遂矣。”王良、造父都是驾车的能手，但如让他俩共驾一辆车，就上不了道，对不了门。田连、成窍都是抚琴专家，但如果两人共弹一张琴，曲必不成调。只有分工明确，不兼他职，才能“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角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依本文作者看来，韩非的这一用人之术的确十分高明，其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而言，确实启示良多：首先，它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一职一官，才能提高管理效率。韩非曾经做过一个极为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他说，一个鸟窝如果有了势均力敌的两只雄鸟，它们就会斗得你死我活；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当家人，那么，做事就不会有功效。同样道理，作为一个组织，若同一管理层次上官员众多，势必造成意见难于统一，矛盾冲突叠起，内耗严重。办起事来则会因为程序、关卡过多而降低工作效率，甚至还会导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不能及时决策而贻误战机。
插图：韩非子说：“一手独拍，虽疾无声。”
其次，它提醒我们，只有“官置一人”，才能责任明确，功过分明。每个职位只配置一名官员，不但职责明确，而且其所作所为及其功过得失将一览无疑，这不仅为实施赏罚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同时也将进一步激励在位者继续努力建功立业。
再次，它强调，只有坚持一官一职，才能实现业精于专。“士不兼官”，便于管理者集中精力专注于一项事业。这样，既有利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增长才干，又保证了工作质量。试想，如果管理者“一官多职”，既为副总经理，同时又兼任人事部门主管、工会主席？？势必造成其精力分散，顾此失彼。显而易见，如此使用人才只能是损人误事，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扬弃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显然已经过时，但是我们必须辨证对待之。
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中的“治民”、“治国”等实质内容，在现代管理中并非完全过时，而仍有现实意义。韩非的治民，治国，是控制被管理者，使他们按管理者（君主）的意志办事。这一点与当今管理系统的本质是对口的。因此，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看，在现代管理中仍有借鉴的价值，有认真扬弃的必要。
韩非所主张的中央、君主对立法权和对官吏执法的控制权的集权，以现代管理来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企业管理来讲，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设想，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而由各层次的管理者自行其是，那么，其后果是很难想象的。那样的企业，政令如何能畅通，管理怎能有序、统一？在企业中，“立法”以后，“执法”的具体工作当然不可能由最高管理层“事必躬亲”，而必须由各层次的管理者去实施。因此，“执法”权必须相应的授予各层次的管理者。但是，如果在“执法”问题上只进行授权，而没有必要监督、控制，那么，就难以保障“执法”权的正常行使。为此，韩非所强调的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所立之“法”的顺利、正确地实施，起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韩非管理思想体系的本质，从总体上看，已经过时。但是，在其内部仍有较多的合理内涵。这些合理的内涵，是今天研究、借鉴韩非管理思想的立足点、出发点。
综上所述，管理的现代化必须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推进管理现代化，要对法家管理思想理念来一番科学的吸收与消化。我们既要”洋为中用“又要”古为今用“，要从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从先秦哲人谋略中汲取丰富营养，使我们民族诸多美德、苦干精神、聪明才智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